拿起卷宗，翻开读道：“自从发生了那件事情以后，我知道我上当受骗了，做了对不起何天亮的事，没有颜面再跟他维持夫妻关系，就提出离婚。我知道这样做对他来说是残酷的，也许他会更加恨我，可是我没有选择，我只能那样。一个女人出了那种事情，在原单位只能成为别人轻蔑的对象，成为别人饭后茶余的吐沫星子，我只好自动离职，远远避开那些轻蔑的眼光和比刀子还要锋利的闲话。同时，我也是为了远远避开那个恶棍白国光。我恨他，可是我对他却没有办法，他是男人，是领导，我只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我无法跟他对抗，更无法报仇雪恨，我唯一能做到的就是远远避开他，让他找不到我，无法继续纠缠我。“离开了单位，我就没有了收入，我还有女儿，我的父亲又患了肝癌，妹妹年幼还正在读书，母亲是家庭妇女没有收入来源，我只能想方设法千方百计地挣钱。我白天给人家当保姆，晚上到歌厅舞厅当陪酒，经常一天苦干十六个小时。然而，我再卖力气挣来的钱也弥补不了家里的开销。父亲的病越来越重，孩子因为营养不良也患了贫血，我只好去卖自己的血换来钱买了补血药给孩子吃。这样拼了一年多，我的父亲还是去世了。我心里明白，他的病是我给气出来的。他生前很喜欢何天亮，我们出了那件事情以后，他从来没有问过我缘由，但是我知道他对事情的经过一清二楚。他从来不提这件事，闷在心里，我女儿曾经问过我，为什么她姥爷抱着她流眼泪。“我父亲去世以后，我开始每月积蓄一点点钱，哪怕家里再困难，哪怕每月只能存一块钱，我也要不间断地积蓄。我知道，何天亮出来以后还要过日子，还要做事情，他不能两手空空地面对这个对他来说已经变得非常生疏的世界。再后来，我晚上在歌舞厅陪客人的事情不知道怎么传到了家里，母亲和妹妹都觉得在人面前抬不起头来，我回家的时候也经常感到邻居们在我的背后指指戳戳，我不能不挣钱，却又不能不顾家里的名声，我只好告别给我留下痛苦记忆的故乡，到外地谋生挣钱。我去过深圳，在那里给人家擦过皮鞋，当过小工；我也去过海口，在一个拱桥上推车，每推一趟能挣五毛钱，我一天最多能推十趟；在厦门我给一家公司当过公关，为了躲避老板的纠缠，干了一个月一分钱没挣到就辞职了。那段时间我自己都说不清我干了些什么，反正什么能挣钱我就干什么，只有一样我可以保证，我从来没有靠出卖肉体换钱，因为，虽然我已经跟何天亮离婚了，可是我终究还是他女儿的母亲，我不能再给他身上增加羞辱。一个女人，想靠打工正正经经地挣到一笔钱，在当今的社会上几乎是奢望。我在外地流浪，打工；打工，流浪，就这样苦熬着。我心里唯一的希望就是能等到何天亮出狱，能等到他可以养活我的女儿，至于会不会有这个结果我也说不清，也许这只是我激励自己拼下去的一个虚幻的愿望而已。“后来，我在深圳认识了一个朋友，她也是跟丈夫离了婚，独自出来工作挣钱的。这时候我不但每月能保证给家里寄去生活费，自己也积攒了几千块钱，那位朋友也有几千块钱，于是我们商量了一下，就合伙从深圳进服装贩到北方去卖。我们干得非常起劲儿，经常乘着火车背着沉重的大编织袋在南方沿海城市跟北方内地城市之间奔波，干了两三年，我们都挣了三万多块钱。这时候又在北京碰上了传销保利产品的事儿，据说搞传销能挣大钱，我们也确实看到有许多人靠传销成了大款，心头一热，想快点致富，就干起了传销。没有多久，传销被禁止了，我们辛辛苦苦几年挣的钱都被砸了进去，我的那位朋友承受不了这巨大的打击，跳到北京护城河里自杀了。我在北京呆不下去，只好又回到家乡另谋出路。回来后不久，我就打听到何天亮要提前释放，我又喜又怕，喜的是他终于熬出来了，怕的是再见到他我将会无地自容。“我趁他还没有出来之前，偷偷跑到过去我们的家里。房子还在，朋友一直替他看着，知道他出来还能有个窝，我放心了。可是见到那座房子破败不堪，家具也都朽坏难以使用，我就用手头仅有的钱从旧货市场上买了几样家具偷偷给他配上了。我想，无论怎样，他回来后看到家还像个样子，心里也有个安慰。”何天亮听到这里恍然大悟：他从监狱出来后，家里那些陌生的家具和电视是冯美荣给置的，他的五内俱焚，眼泪终于止不住流了下来。崔主任还在继续读那份笔录：“有一次我偶然看到何天亮在街上给人擦皮鞋，我的心情非常痛苦，这一切不都是我给造成的吗？如果不是我的失足，他作为一个优秀的钳工班长，再怎么也落不到这个地步。我想帮助他，可是却没有能力了，我积攒下来的钱都耗到了传销上。我只好到处借钱，好容易凑了五千块钱，就给他寄去了，希望他能拿这笔钱做点什么。我本身就没钱，又欠了债，只好重cao旧业，到歌舞厅去坐台。真是冤家路窄，我万万想不到会在那里碰到何天亮，他当时就指责我不该干这个。我心里想，我辛辛苦苦借了钱给你，难道就是让你来逛歌厅泡小姐的吗？羞怒之下，我狠狠地骂了他，他也被朋友拉走了。过了几天，他忽然把那笔钱又送了回来，说是补偿女儿的生活费。我心里明白，他是见我在歌舞厅坐台，知道我缺钱，才把